围绕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下称“嫣然医院”）租金纠纷一事的公众讨论，将这家国内首个民办非营利性儿童综合医院推至舆论中心。在公众视野中，它常被贴上“慈善医院”的标签，但其实际运作模式却与外界印象并不吻合。它的遭遇，让中国公益医疗领域长期存在的制度模糊与运营挑战，再次置于台前。

“嫣然”的基金捐款能否拯救嫣然医院？

这场争议之所以引发公众关注，更多源于公益项目与实体医院运营紧密捆绑后，因债务问题引发的广泛担忧。

嫣然天使基金由李亚鹏、王菲等人于2006年11月21日发起，旨在资助贫困家庭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手术。后来，李亚鹏发现传统医院对唇腭裂患儿“重手术、轻康复”，需建立综合医院提供身心一体化治疗，于是2012年5月27日成立了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其成立实体医疗机构支撑项目，自有其必然原因。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常见的先天性畸形，表现为单独唇裂（俗称“兔唇”）、腭裂（俗称“狼咽”）或两者兼有，治疗需要多学科团队实施序列治疗，包括从出生至成年的阶段性干预。

根据公开资料，嫣然天使基金累计完成免费手术15349台，其中嫣然儿童医院自建院以来已完成1.1万台。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唇腭裂发病率约为1.82‰（即每千名新生儿中约有1.82例）。

嫣然医院官网信息称，这是一家医保定点的非营利民营医疗机构。而该院欠租超2600万元的困境，凸显了非营利民营医疗机构当前生存现状的共性问题。

但嫣然基金项目则不然。

“目前，一些舆论声音将嫣然医院定义为‘慈善医院’‘公益机构’，这是不准确的。”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成吉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明确澄清。

成吉表示，在中国的行政管理语境中，“慈善/公益机构”是民政体系下的特定法人类型，而医疗机构在卫生健康管理体系内，只明确分为“公立”和“社会办医”两类。两者都可以执行公益项目，但其生存的根本逻辑，依然需要通过提供合规的医疗服务获得收入，以覆盖人员薪资、设备折旧和场地运营等刚性成本。慈善捐赠款项，法律要求必须“专款专用”，典型用途是在医保等常规报销完成后，对患者需自行承担的费用部分进行特定比例的补贴或减免。

“站好最后一班岗，听起来的确悲怆，特别是在公益光环下。但这起债务纠纷，仅仅是一家民营医疗机构的纠纷，与其公益项目是割裂的。只能说这家医疗机构承担了公益项目的落地，公益项目的治疗费用是医院收入的一部分。医院关闭，并不影响公益项目的执行。”一位医疗领域专家表示。

基金会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独立法人，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社会服务机构）也是独立法人，二者虽可合作，但在法律、财务及管理上相互独立。医院不得公开向社会募集捐款，其接受捐赠行为需符合《慈善法》及相关法规规定。

在舆论推动下，1月20日下午，嫣然天使基金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该项目累计捐赠金额超2684万元，累计捐赠人次突破153万。

但这笔钱能用来偿还债务吗？

善泽君研究总监、资深公益从业者刘文华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厘清了这一关系。他指出：“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与嫣然天使基金是各自独立的。”基金的资助对象是符合条件的患儿，而这些患儿分布在全国众多有能力的合作医院中接受手术，“并不是只有嫣然医院一家”。这揭示了公众的一个常见误解：即基金的善款主要流向了嫣然医院。实际上，医院与基金在财务和项目运作上是分离的实体。

嫣然医院工作人员也曾公开确认这一边界：嫣然天使基金筹得的善款依法只能用于指定疾病的救助，严禁用于支付医院本身的房租、薪资等日常运营开支。同时，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不具备独立面向公众开展募捐活动的法定资质。

不过，1月21日，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新发布的声明称，医院陆续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因捐赠人对善款指定用途不同，医院进行逐条梳理和统计工作，这项工作需要一些时间。医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公布捐赠情况。

“历史上慈善机构直接创办‘慈善医院’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如今在一二线城市，这类直接登记模式基本已不复存在。”成吉补充道，即便由基金会创办的医院，在卫健体系中也属于社会办医范畴，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无针对性的专项补偿政策。它们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财务平衡，理论上与商业投资的民营医院面临相似的运营压力。

对于前述嫣然医院最新声明中提及的捐款，中国公益研究院特聘项目专家高云霞认为：“说明用途，通过基金应该可以捐给医院，属于定向捐赠。”

“两张皮”困局：公益理想与运营现实的结构性割裂

嫣然医院面临的债务危机与舆论争议，尖锐地凸显了公益项目的美好初心与实体医院残酷运营现实之间的结构性割裂。这种模式被业内形象地称为“两张皮”。

“这本质上是民营医疗机构的债务危机，而非公益项目本身的失败，但其反映出公益资金与实体运营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普遍困境。”高云霞认为。

她在采访中分析，嫣然天使基金作为公募专项基金，其募得的资金按规定“只能用于做儿童唇腭裂群体的手术，没法去支付他们其他的那些医院的租金这些成本”。这就导致了一个核心矛盾：承载着公益品牌和公众期待的医院实体，其生存依赖于常规医疗市场的竞争与收入，而与之紧密关联的公益基金，其资源却无法直接输血给这个实体以缓解其运营压力。公益资金与服务实体运营之间，缺乏制度性的衔接与润滑机制。

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嫣然医院的运营成本并不低。根据该院官方介绍，嫣然医院为医保定点综合性医疗机构，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拥有50张多功能病床、4间可同时进行手术的现代化层流手术室、先进的医疗设备及来自各个医疗机构的180位医疗技术人员。

嫣然天使基金的“重资产”运作模式与另一公益唇腭裂救助项目“微笑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1990年，韩凯医生发起了中国“微笑行动”公益项目，该项目坚持了35年，已完成5万多名儿童唇腭裂手术。据该项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核心团队仅维持最低配置：“一个外科医生，两个麻醉医生”，仅能保证一个手术台的运转，大量工作依赖志愿者完成。他们没有自有院区，而是“借用杭州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场地来做手术”，仅仅为维持医疗资质而保有一个医院牌照。设备来源主要是捐赠的移动设备或使用合作医院的现有资源。

“我们每年估计能做1000个孩子左右，平均成本在8000到1万。”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这种模式将固定成本压缩到极致，医生志愿者通常不收取劳务费，项目资金全部通过合作的基金会接受定向捐赠，并百分之百用于患者的手术费用。

“成本一定是降到最低，和公立医院或权威医疗机构合作就可以了。自建并运营一个完整的医院实体，背负了人员、场地、设备等沉重的‘硬成本’，在公益项目框架下显得负担过重。”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但如果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来运营，特别是当前医保控费等多项政策影响下，民营医疗机构生存难度会再度提升。

针对嫣然天使基金与嫣然医院的结构模式，法学博士、武汉东湖公益服务中心主任丁鹏对第一财经表示：“这种结构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嫣然基金会一方面可能自身募捐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缺乏与公益医疗项目在运营上的合作，后者可能导致该院管理不善。医院不具备公益机构资质，难以直接获取运营性公益资助，而其他专业公益服务组织又因法规限制难以深度介入医疗机构的专项运营，形成了一个‘制度上的障碍’。”

刘文华对嫣然医院的困境给出了更为具体的归因分析。他认为，首先应该是医院自身的运营出现了问题，“具体可能与定位、运营都有关系，也可能与疫情带来的影响相关。此外，还可能与嫣然基金对医院的资助额下降有关。”对此分析，记者没有从医院方获得置评。

刘文华特别提及：“李亚鹏还曾经有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公益基金会，但前几年注销了。”这或许意味着，一个原本可能用于支持医院整体发展的非公募资金渠道已经关闭。刘文华评价道，李亚鹏拥有耀眼的明星资源，做慈善是“非常有情怀的”，但是“一个医院实体的运营和公益的可持续发展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仅有情怀是不够的。”

运作模式多样，实体化运营面临挑战

公益医疗在中国整个慈善领域中，无论从资金规模还是社会关注度来看，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医疗卫生领域去年的慈善资金大概300多亿，占慈善总资金约37%，是数一数二的领域。”高云霞表示，“这些资金流向疾病防治、大病救助、特定病种如唇腭裂、白内障、先心病、罕见病以及特殊人群，尤其在医保覆盖不足的环节发挥着重要补充作用。”

公益医疗已成为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可持续发展与运作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

针对公益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高云霞分析称，当前多数公益项目采取与现有医疗机构合作的模式，而非自建实体。“很多公益组织自己并没有医疗机构，而是找医疗机构合作，风险小、成本可控。”她指出，像嫣然天使基金这类依托专项基金开展服务的模式，常面临资金使用范围受限的问题，“公益资金只能用于手术，无法支付医院运营成本，导致实体运营压力大。”

她进一步强调，公益组织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造血机制”，“服务主体的运营模式里可能要设计一些造血机制，如果纯靠公益资金，可持续性还是比较难的。”

据了解，当前公益医疗项目运作模式主要分为四类：一、传统慈善组织项目，是主力军，集中于药品援助、现金资助和特定病种救助；二、新兴网络大病众筹，成为应急救助的重要渠道；三、“战略性慈善”与企慈协同，企业提供系统化支持；四、政府购买服务，引导公益力量补充基层医疗。

尽管模式多样，但可持续性是横亘在所有公益医疗项目面前的共性挑战。高云霞强调，任何服务主体的运营模式都需要设计内在的“造血机制”。

“如果纯靠公益资金，可持续性还是比较难的。嫣然天使无论从筹资上还是品牌标识性上，运行得不错，但从内部运营的角度，如何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包括优化整个支出结构，从而形成更好的模式，这可能是每个基金会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所做项目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完善的设计。”高云霞建议。

在实体运营策略上，高云霞表示：“绝大多数公益组织选择不自建重资产医疗机构，而是作为资源连接器与现有医院网络合作。这种方式风险小，专业度、成本都可以做分割。”

这种由基金会主要负责筹资、项目管理、志愿者协调及患者社会支持服务，医疗专业服务则交由合作医院完成的模式，基本是当前公益医疗项目的主流。但不排除更“豪华”的阵容出现，像广东“和的慈善基金会”那样，由慈善家族捐赠建立非营利性三级医院，实现基金会项目与自家实体医院深度协同的案例，属于资源要求极高的“豪华配置”，并非行业常态。

谈及公益医疗的未来发展，高云霞建议应从三方面着力：一是提升项目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聚焦真实需求，建立多元资金支持体系；二是加强内部运营效率，降低成本，优化支出结构；三是紧跟国家健康战略，在慢病管理、预防保健、重点人群健康等领域深化与政府合作。

监管的生命线：专款专用与透明公开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公益资金的严格监管都是确保行业公信力、维系公众信任不可动摇的生命线。

据成吉介绍，监管的核心原则是公益慈善资金“不能用于医务人员的劳务支付或者设施折旧”。所有项目资金必须遵循“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铁律，仅能用于为协议约定的受益患者直接减免医疗费用，绝对禁止挪用于合作医院的日常运营开支。

在治理结构上，成吉特别强调了制衡的重要性。如果是医院发起设立的独立基金会，从治理架构上就必须遵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的原则，绝不能是“自己监管自己”。如果是外部基金会支持医院开展项目，资金会根据合作协议拨付至医院专项账户，并实施严格的闭环管理。

信息披露是接受监督的前提。成吉明确表示：“公募性质的项目需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非公募性质的项目则需在向相关行政主管单位提交的业务年报中清晰体现，且相关信息需按规定公示。”透明化是打消公众疑虑、积累社会资本的最有效途径。

同时，成吉也提醒应理性看待公益慈善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慈善资金的总体体量和占比通常有限，其角色应是“补充”而非“兜底”。“兜底保障的主体应当是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政府主导的保障体系。”他指出，近年来社会新增医疗慈善资金规模有所下滑，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尤其在罕见病、前沿疗法等政府保障尚未完全覆盖、市场机制又暂时失灵的领域，社会慈善力量的存在至关重要。资金总量的回落，与宏观经济环境、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以及国资背景基金会在强监管下资金使用更为审慎等多重因素相关。

面对公益医疗领域的结构性与运营性挑战，业界也在不断思考与探索破局之路。

成吉认为，应从两个层面共同发力：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审计监督、压实信息公开等“监管组合拳”，持续提升医疗慈善领域的公信力，确保每一分善心都在规范、透明的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应完善跨部门的支持政策，培育更多专业、透明、具备公募资质和运营能力的社会力量，并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方式，切实保护捐赠人的善意与积极性。

高云霞则从项目设计与战略协同的角度提出建议。她认为，公益项目需要更精准、更深入地洞察社会痛点，设计出真正解决系统性问题的干预模式。同时，应主动将公益行动与国家宏观战略相结合，“例如结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在慢病管理、疾病预防、儿童早期发展、老年人健康、心理健康等新兴领域加强布局”，从而与政府公共资源形成有效互补与合力。公益组织因其灵活性、创新性和贴近社区的优势，在这些领域能够发挥独特的“探路者”和“补充者”作用。

从嫣然医院的重资产探索，到“微笑行动”的轻资产合作，再到各类基金会形形色色的资助模式，中国公益医疗的实践者们，仍在一条兼具理想与现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其核心命题始终在于：如何在不背离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公益初心前提下，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营健康、财务可持续、监管透明，且能最有效惠及目标群体的公益医疗生态系统。这不仅需要运营者的专业智慧与坚守，更需要制度设计者提供更清晰、更具支持性的政策框架。情怀是公益的起点，但专业与规范，才是它能够行稳致远、真正温暖社会的保障。